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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5] 说明仁是由内在的情感需要产生的，仁就在每个人的内心，既不需要外在的某种信仰或崇拜，也不需要异己的某种来源和安排。

那么，讲天人合一，天究竟是指什么？ 有代表性的看法有这样几种。我的看法是，中国文化从孔子开始，问题的出发点就是天人之际的问题，这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，也是贯穿中国文化始终的问题。

关于天人之际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也有两种说法：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。这两层意义的关系，在中国哲学中始终是一个问题，但有一条是肯定的，中国哲学始终力图把这两重统一起来，当发生矛盾不能统一的时候，就求诸于天命。但还有另外一种解释，在命定的有限范围之内，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，实现一种价值。孔子问‘伤人乎？不问马[21]，这就表现了对人的关心更甚。自然界赋予人类生命，赋予人类价值与使命，人究竟该做什么？那就是回报自然。

这是我重新读孔子而得到的理解。有些人就认为，这里的天就是上帝，天生德于孔子，就像上帝让耶稣去传教一样，是一个宗教的使者。所以他的知行说和致知说一样，是一种主观道德论，其目的是实现道德精神的完善和自觉。

又比如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，欲食之心即是意，即是行之始，但知味之美恶，必待入口而后知，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。荀子性恶之说，是从流弊上说来，也未可尽说他不是，就是要在末流上救正。王守仁虽然克服了朱熹的矛盾，把认识方法和体系统一起来了，但他颠倒了内和外的关系，他的致良知是比朱熹更加彻底的由思想、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路线，一切从主观原则出发，而不是从事实出发。经过他的后学的不断发展，到陈献章提出心理为一的思想之后，心被说成是宇宙万物的唯一本体，但以其初知反本真也，则犹隐然与应感二之也。

他批评朱熹说：先儒之说是盖不知明德亲民之本为一事而认以为两事，是以虽知本末之当为一物，而亦不得不分为两物也。理者气之条理，气者理之运用。

王守仁在由理学向心学转变的第一步，便以他的知行合一说为重要标志。他的学生梁日孚问道：先儒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，不可不察，如何？他严肃地说：我则不暇。既然心体无善无恶，良知无是无非，究竟怎样从心体上立根呢？由于他把心体变成虚无缥缈而没有任何规定性的东西，它又如何过渡到具体存在呢？王畿提出本体便是功夫的思想，说道：若能于日用货色上料理，时时以天则应之，超脱净尽，乃见定力。王守仁无限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，他以心为世界本体，而不是以物质为本原。

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，毅然若不可遏。他说晦庵乃君子之过，有闻过则善之美，并以此告诫学者：勿以无过为圣贤之高，而以改过为圣贤之学。心即天，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，而又亲切简易。他特别强调，心不专是那一团血肉，若是那一团血肉，如今已死的人，那一团血肉还在，为何不能视听言动？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，这个便是性，便是天理。

求之于心而非也，虽其言之出于孔子，不敢以为是也，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。这当然是纯粹的主观唯心论。

[20] 这些话不能看作是随便说说而已。于簿书狱讼上也可以致良知，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，也有实学，何事而非天理？[120] 这就叫体用一源。

因此，心与天地一体，更无内外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。他说：知者行之始，行者知之成。他把朱熹哲学进一步发展为一种道德哲学。但终是把人分为利根之人与有习心而本体受蔽之人这样两种人。首先，他根据他的心体用说，对朱熹的人心道心之分进行了尖锐的批评。

[10] 朱熹提出格物致知，其根本目的是明吾心中之全体大用，即明明德，但他的这个方法不能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。作为认识过程说，行贯穿于学、问、思、辩之中，不是等学、问、思、辩结束之后，才去实行。

[2] 这说明，他开始是尊信朱熹哲学的，而且遍读了朱熹著作。在王守仁看来，知识多了，不仅无益反而有害，格物之说，最容易使人流于功利，其害有不可名数者。

减得一分人欲，便是复得一分天理。而是说，心之体不离物而存在，因此，以物为体。

只为同此一气，故能相通耳。若论出入，则其思虑运用是出，然主宰常昭昭在此，何出之有？既无所出，何入之有？[46] 既然心之本体昭昭在此，无物不在，当然就无所谓出入内外。他认为善恶全不在物，而在人心。有意便有物，无意便无物，因此，物是意之用。

这就是他反对格物的原因所在。[88]《传习录中·启问道通书》。

因此，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，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，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[119]，即都不出我良知二字。[121]《传习录中·答罗整庵少宰书》。

王守仁同朱熹一样，认为心有体用，但他合体用为一，从而克服了朱熹体用为二的缺点。[26]《传习录中·答罗整庵少宰书》。

又不能无疑则有思，思即是学，即是行。他一方面说，心之本体就是天理，就是良知。他不仅把朱熹的理本论变成了心本论，而且彻底否定了朱熹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成分，提出物理不外于吾心，外吾心而求物理，无物理[17]的主观唯心论的认识论哲学。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，论气不论性不明，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，只得如此说。

朱熹继承了知先行后说，但又提出重行说以及知行互发并进说。按照这种方法穷年累月去格物，繁难而无效，只能成为记诵词章之学，或成就得个义袭而取的功夫，而于自己身心无益。

外致知以为学者，异端之学矣。由此可见朱、王思想的内在关系。

若论出入内外，是指心体思虑运用的作用。他虽然说，良知是人人所同具，有不容于自昧者，但又不能不昏蔽于物欲，故须学以去其昏蔽[111]。